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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艾滋病拆遷隊”驚現河南南陽一拆遷小區，這群人自稱是艾滋病患者，恐嚇居民稱不搬走就感染他們，這種極端的拆遷手段引發社會廣泛關註。近年來，“黑拆”“血拆”一再上演，甚至發展成“艾滋拆”等極端形式。
　　一樁樁慘劇、鬧劇的背後，究竟誰在對普通群眾暴力相加？誰在幕後操控形形色色的“拆遷部隊”？
　　A
　　艾滋拆·
　　揭秘
　　駐馬店艾滋病拆遷隊：熟人介紹“生意”
　　近日，一群自稱艾滋病患者的人員住進待拆遷的河南南陽市三廠小區，恐嚇居民。事件引起廣泛關註。前日，南陽一公安人士告訴記者，早在十年前他就遇見過討債公司和拆遷公司雇佣艾滋病患者的情況。
　　2010年底，記者曾接到河南一起雇佣艾滋病人參與強拆的舉報，走近當地的艾滋病人群體，調查該強拆事件。記者回訪當年採訪過的艾滋病人群體，其中部分受訪者已過世。當年的受訪者王向財（化名）稱，去年年中他還參加過一次拆遷。
　　“熟人介紹熟人”
　　王向財是駐馬店汝南縣一名艾滋病患者。前晚，王向財告訴記者，他和多名艾滋病患者此前在政府為艾滋患者舉辦的醫療培訓中互相結識。王向財稱，他通過此渠道認識的“病人”不下300人。
　　所謂“互助”，就是艾滋患者熟人間相互介紹一些如收賬、站隊助陣的“生意”。
　　王向財說，患者之間並沒有誰專門出來牽頭組織這些生意，都是有需要幫忙時就臨時打電話找人。一般是“熟人介紹熟人”。
　　去年6月，平輿縣的尹小楓（化名）因無法忍受病痛喝農藥自殺。
　　尹小楓家徒四壁，6只兔子是他的“朋友”。他捨不得吃，也沒人願意從他手裡買走，就一直養著。
　　村裡“兄弟”們也知道尹家的狀況，在有“生意”、缺“人手”時喜歡叫上他。尹小楓每次去賴賬者家裡後，就只是默默坐著，也不動手，因為他根本沒有力氣。
　　王向財說，艾滋病患者是見不到這些生意背後的“大金主”的。“金主”不直接出面，由“嘍啰”找人，酬金也通過“嘍啰”支付。
　　王向財除了2009年一次艾滋拆遷，去年年中，還參加過正陽縣的一次拆遷。他介紹，當時一天酬金400元，包吃。請了大約五六十個艾滋病患者。那次拆遷也是因為開發商和老百姓在拆遷補償上沒達成一致，開發商想強行施工。
　　王向財表示，不僅本地，北京、上海、廣州，他們也去。
　　一次特殊的拆遷
　　肖三（化名）是駐馬店平輿縣的一位艾滋病患者，已於2011年因車禍過世。
　　肖三、王向財等人曾向記者詳細介紹了他們在2009年參與的一次拆遷事件。
　　2009年11月18日早6點，老幺來電說，“生意”來了，某縣有老百姓不讓施工，施工方打算用十萬搞定這事，讓肖三多找點“帶病的”去幫忙。老幺保證“只是去幫人‘協調’，不打架、不傷人，也不算犯法”。老幺也是金主的“嘍啰”之一。
　　雙方談好了價格，找一個“病人”一天100元、一包煙，管吃。
　　肖三打電話通知了附近兩個村的18名艾滋病人，他們分乘兩輛麵包車趕往鄰縣縣城，其中有尹小楓。
　　當天上午9點，艾滋病人們抵達工地南邊的拆遷現場。下車後，肖三給同伴們作了動員：“人家找我們的，必須出點力”。
　　一些“病人”喊著“我是帶病的啊”，並舉著雙手，向阻路村民們出示艾滋病治療卡。
　　村民們後來告訴記者，他們聽說艾滋病，“當時就蒙了”，不敢再反抗。
　　現場本來有村民們組成的人牆，數名“病人”向人牆作勢走去，人牆立刻散了。“他們一來拉我，我就害怕，趕緊跑。”一位堵路村民回憶。
　　艾滋病患者生意經
　　上世紀90年代，河南駐馬店地區出現大規模非法賣血活動，因而成為中國因賣血感染艾滋病病毒最嚴重的地區。醫學上，根據是否發病，分為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前者已出現艾滋病綜合徵，後者則處於無癥狀期。
　　肖三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因為賣血被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2007年，肖三老發燒總好不了，驗血結果為HIV陽性。他的堂哥因艾滋病於1999年去世，親哥哥因艾滋病於2001年逝世，全系賣血感染。
　　朋友們瞬間消失，除了他的看門土狗。他新認識了很多朋友，大部分是附近的艾滋病患者，還有一些“道上的”。
　　肖三和他的朋友們自稱“病人”、“帶病的”。
　　肖三介紹，許多病友身體虛弱，乾不了重體力活，進廠當工人過不了體檢關，做小生意沒人敢買，做大生意又沒資本，生活十分窘迫。
　　肖三也乾不了重體力活，他花5000元買了輛小麵包車，2010年時，他靠開車送村民進城趕集掙點生活費。
　　王向財平時靠打零工補貼家用。他說，利用患病身份幫討債公司收賬，或幫拆遷公司站場的活，既相對“輕鬆”，又能補貼生活，艾滋病患者們一般都願意接這種“生意”。據《新京報》
　　B
　　艾滋拆·
　　縱深
　　誰在操控“拆遷部隊”？
　　梳理
　　三類人員充當“打手”
　　在不少地方發生的強拆中，“拆遷部隊”總是沖在最前線。記者調查梳理髮現，這些“拆遷部隊”主要由三類人員組成：
　　●城管、警察等執法人員身影最為常見
　　在一些地方性法規中，經由行政機關確認屬於違章建築，且逾期拒不拆除的，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這也是城管、警察屢屢沖在暴力拆遷一線的原因。
　　河南一名長期從事拆遷的基層幹部說，儘管出發前對城管執法人員反覆訓誡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當衝突發生時，場面很容易失控。
　　●拆遷公司在不少暴力拆遷中扮演不光彩角色
　　河南鄭州一家拆遷公司合伙人告訴記者，搞拆遷工程，只要不出現事故，穩賺不賠。拆10萬平方米，掙三四百萬元不是問題。“但想攬到活兒，還是得有關係。一般由當地政府先把工程給房地產開發總公司或有資質的拆遷公司。我們是從這些‘頭包’手上攬活兒，有時是二包、三包後才到我們手裡。”這名合伙人告訴記者，大部分拆遷戶拿到補償款都能順利搬走，也有少數釘子戶，到了最後期限還賴著，只能強制拆遷了。如把人打傷，家電傢具損壞了，都是先由政府部門出面協調，最後由開發商、拆遷公司各拿出部分賠償。
　　●受雇佣指使的各類人員
　　記者調查發現，房地產開發商、村幹部等雇佣指使的社會閑散人員，甚至涉黑團夥成員參與暴力拆遷也是愈演愈烈。記者在中部部分省份採訪時註意到，幾起拆遷事件中，找拆遷戶尋釁滋事的人多以20多歲的年輕人為主。這些人通常通過私闖民宅、騷擾恐嚇、打砸門窗、限制拆遷戶人身自由等手段脅迫同意拆遷，有些採取極端的手段製造車禍和火災。
　　分析
　　“暴力的背後是暴利”
　　長期關註拆遷問題的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才亮說，拆遷要按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設計的程序進行。從目前發生的案例看，“黑拆”“血拆”許多都是為了趕進度，繞開程序鋌而走險，暴露了一些地方官員追求政績、利益，忽視公平正義的思想根深蒂固。
　　記者調查瞭解到，不少地方政府為了規避違法風險，採取了“委托社會力量動手、自己背後撐腰”的拆遷模式。在所有強拆事件中，補償標準往往是引發衝突的導火索。在無法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或開發商便指使“拆遷部隊”採取“非常規手段”，速戰速決，導致“黑拆”“血拆”時有發生。
　　“暴力的背後是暴利。”中山大學政務學院教授肖濱說，“首先是開發商受利益驅動，無視法律；其次是背後有地方政府支持，至少是默許。徵地拆遷必須經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真正站在群眾立場上，開發商也好，拆遷公司也好，不敢這麼大膽地踐踏法律。這反映出一些地方官員和開發商利益勾結的程度之深。”
　　對策
　　以法治之手化解“黑拆”戾氣
　　對於一些所謂的拆遷“釘子戶”，協商無法達成時並非無法可依。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被征收人超過規定期限不搬遷的，由政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拆遷戶還可申請行政覆議、行政訴訟，通過法律救濟化解問題。
　　然而，在現實中，一些地方政府並沒有依法辦事。在河南駐馬店今年8月發生的強拆中，為了拆掉魏水清家的房子，經濟開發區管委會金山辦事處做了“精心準備”：提前下發限期自行拆除通知書，邀請市電視臺跟拍錄像，訓誡60多名城管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看起來“萬事周全”，卻少了最不可或缺的一環：法院對拆遷強制執行的授權。
　　這其中恰恰暴露了地方政府法治思維的缺失。據王才亮介紹，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違法自行組織強制執行，事後司法監督卻落空。無論是訴政府違法或是訴公安不作為，行政訴訟都難以立案。
　　有關專家認為，倘若脫離法治軌道，由拆遷引發的社會衝突必將陷入“叢林困境”，由利益博弈演化為赤裸裸的“拳頭正義”，最終導致政府形象失分，群眾利益受損。無論政府、開發商還是拆遷戶，“戰爭”沒有贏家。
　　為防止“黑拆”“血拆”一再上演，肖濱建議，一方面要完善官員問責機制，引發衝突事件後，上級政府要對下級官員進行問責，糾正當中的不作為、亂作為；另一方面要通過法律程序、法律渠道、調解機制解決拆遷帶來的實際矛盾。
　　據新華社　　（原標題：“黑拆”“血拆”“艾滋拆”······到底是誰在操控“拆遷部隊”？）